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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區時期，國共兩黨不獨以兵為戰，且以商為戰。面對國民黨的兵之並吞、商之掊克，中共一手抓軍事，一手操商務，從兩條戰線展開絕地反擊。蘇維埃政府嚴格遵循經濟運行規律，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，大力推行公營、合營和私營商業並存的開明政策，促進商品生產與流通。
匡亂反正 補偏救弊
1927年8月，大革命失敗後，中共召開“八七”會議，作出瞭爭取小資產階級、團結一般手工業者和商人的決定。但在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，有人卻又主觀地認為資產階級已經成瞭絕對的反革命勢力，店東、小廠主，以及所謂的中小商人，也是革命的障礙，應當毫無顧惜地予以殲滅。此後很長一段時期，中共的工商業政策雖然見善必遷、過而能改，但始終沒有跳出把商品經濟、剩餘價值等同於資本主義剝削的思維定勢，黨內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思潮逆流湧動。在國民黨殘酷的軍事“圍剿”和嚴密的經濟封鎖下，蘇區各地有識之士紛紛奮袂而起，為救亡圖存、富民強兵奔走呼號、鉤深索隱。
毛澤東頂住壓力，率先在湘贛邊界試行自由交易、公買公賣、保護中小商人做買賣的寬松政策。1929年9月28日，中共中央也給紅四軍前委發來指示信，首次明確要求保護工農經濟流通，對城市中小商人不再進行經濟沒收。
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，臨時中央政府制定、頒佈瞭一系列保證商貿自由的法規條例，許以借貸扶助、免征減稅等優惠政策，鼓勵私人資本投資興業，參與蘇區經濟建設。但是，與此同時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影響也在逐漸擴大、蔓延，地主、富農所經營的工商業被完全剝奪，私營工商業主被打入另類，無權選舉代表參政議政；機械地執行過高經濟要求的《勞動法》，大幅提高營業所得稅的累進稅率、降低商業稅的起征點，對私有資本采取“吃完再說，不管將來”的不負責任態度。
凡此種種無異於自殺的左傾經濟政策，嚴重削弱瞭蘇區的經濟力。1934年10月，中央蘇區局勢急劇惡化，經濟先於軍事徹底崩潰，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蘇區，實施戰略大轉移。長征勝利結束後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在陜北成立瞭西北辦事處，一反過去將私營業主當作革命對象的常態，鄭重宣佈免除一切工商業捐稅、關稅和營業稅，敞開輸出除糧食、軍用品之外的所有生產品，允許蘇區內外正當的大小資本傢投資各種工商業，並享有充分的經營自由和選舉、被選舉權……至此，年輕幼稚的中共歷經劫難，在政治上已經日臻成熟。
商者無域 相融共生
由於蘇區大多地處窮鄉僻壤，地理環境封閉，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，零星散佈的中小商人連接城鄉，溝通產銷，構成瞭商品交換與資本流通的主體。
土地革命爆發伊始，根據地內的私營工商業更是首當其沖。盲動過後，災難性的惡果很快呈現：物資斷流、市井蕭條、民生凋敝，紅軍被孤立，生存受到挑戰。
中共“六大”吸取教訓，及時調整方針政策，提出“保存商業的貨物交易，戰勝均產主義的傾向”。毛澤東頒佈“三大紀律、六項註意”，要求部隊“隻打土豪，不打商人”，力戒強買強賣、欺商霸市和侵店越貨等陳規陋習。
蘇維埃政府鼓勵、保護私營工商業不含糊，“對資本傢實行讓步”，“使他們有利可圖”，極大地調動瞭紅、白區域間大小商人的積極性。他們“八仙過海、各顯神通”，有的肩挑背馱，有的船載水運；有的假扮乞丐、僧侶，有的偽裝國軍、豪紳；有的把食鹽藏在糞桶夾層裡，有的把藥材埋進動物屍體內……想方設法輸出蘇區多餘的農副土產，舶入蘇區必需的日用百貨。其辦法之多樣、行動之隱秘；成分之復雜、關系之微妙，令國民黨當局氣急敗壞：“奸商土劣賄買放行，各機關亦聞有朋比為奸！”而又無可奈何：“是民是匪莫可辨認，一概拒絕殊有為難。”
隨著經濟政策的不斷豐富和完善，曾經一度遭受破壞的私營工商業得以迅速恢復、蓬勃發展。在“紅色經濟特區”贛縣與“白色堡壘”贛州交界的江口港，每逢圩期都有上百艘贛州商船在此集結，“廣裕興”、“廣益昌”和利民百貨等商號，憑借廣東軍閥陳濟棠、李振球的特殊後臺背景，半公開化地跟蘇區開展大宗貨物交易，月營業額逾百萬元。“紅色小上海”汀州城區商店林立、貨如輪轉，私營商鋪多達367傢，還辟有兩個大型市場，每天千商雲集、萬民潮湧，僅大米一項，日交易量就在六七萬斤以上。赤白區物資交易日趨活躍，供銷兩旺，蘇區境內商賈愈繁，設市愈盛，國民黨煞費苦心炮制的禁運令成瞭一紙空文，喪盡天良編織的封鎖網形同虛設。
利不虧義 有商不奸
俗話說：“無商不奸。”有商人隻認“有奶便是娘”硬道理，趁機囤積居奇，大發戰爭財。他們每每以一擔0.5元的低價從蘇區購進稻谷，以一擔5元的高價轉賣到白區；然後又以一元7斤的低價從白區購進食鹽，以一元0.7斤的高價轉賣到蘇區，一買一賣相遞下來，在幫助蘇區軍民解套開鎖的同時，毫不客氣地掏空瞭他們幹癟的腰包。
為瞭維護蘇區軍民的經濟利益，抵禦投機商人的中間盤剝，平抑物價，穩定市場，蘇維埃政府高度重視發展公營、合營商業，培植公平、公正的主導力量，對私營商業采取既放又收的靈活策略，加強必要的監管。
1928年5月，紅四軍利用打土豪、對敵作戰所得物資和款項，在井岡山茨坪店上村創辦瞭蘇區首傢公營商店——新遂邊陲特別區工農兵政府公賣處，並發動群眾集資入股，在大井、小井、羅浮等鄉鎮開設合作商業性質的公賣處。同年10月，贛西南蘇區的吉安縣東固區依靠政府撥款和群眾集資，創辦瞭蘇區首傢消費合作社。閩浙贛蘇區早在1930年秋就開始面向白區開放市場，互通有無，次年夏又在赤白交界的邊境村鎮設立瞭蘇區首批對外貿易處。中央蘇區也相繼成立瞭中央國民經濟部、國傢對外貿易總局和中央消費合作總社等商業管理組織，分支機構遍地開花，業務范圍包羅萬象，有組織、有計劃、多渠道地開展對外貿易活動。
商場如戰場，戰爭年代的商場環境更險惡、情況更復雜，商人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。蘇維埃政府為此專門舉辦培訓班，從部隊、軍校和民間挑選軍政素質過硬、德才兼備的骨幹分子，培養、組建自己的專職商貿幹部和秘密采辦員、交通員隊伍。這個特殊群體身處對敵鬥爭前沿陣地，操縱紅色政權經濟命脈，從事的是一門專業性很強、風險性很大的職業，他們既是物資供應工作者，同時又是政治工作者和革命的地下工作者，被統稱為“紅色商人”。紅色商人不以個人發傢致富、招財進寶為目的，而以革奸鏟暴、濟世救民為己任，有別於古今中外任何販夫走卒、市儈奸商。他們餐風宿水穿行於城鄉之間，披星戴月奔忙在生意場上，沒有回扣拿，也沒有工資領。
贛西采運處主任程海存原本傢境殷實，其父在萍鄉城內開著一間“春和生”藥店，但他不願安常處順、坐享其成，利用自傢藥店作掩護，為根據地采運物資、傳遞情報不計其數。在被敵人察覺、險象環生的情況下，他並沒有及時見好就收、知難而退，最後不幸被捕遇害，禍及傢族。在吉兇難卜、神鬼莫測的商戰中，閩浙贛蘇區的幾百名專職采辦員也大部分犧牲瞭。
就這樣，紅商與白商二惠競爽，桴鼓相應；公營、合營與私營三位一體，輔車相依，各種資源萬流歸川，匯成江海，疏通瞭蘇區大地的旺盛血脈，澆鑄瞭紅色政權的堅強肌體。中共在蘇區時期的商業實踐，有成功也有失敗，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商業體系的建立與發展，積累瞭豐富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。（王衛斌）
責編：孫麗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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